思想统治企业

谨以此文贺茅于轼先生八十大寿！

 

 

温良如玉茅于轼

 

欧阳君山

  

   

我与茅于轼先生相识于报恩楼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慈祥而和蔼。但正式交往在五塔寺，而且就是始于“注目礼”。记得是2004年夏，一次天则双周论坛后，我向茅老呈上《天下事——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》的前期样书，那时候改用过好几个名字，最响亮的可能要算《颠覆——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》。

 

实在地讲，我当时对茅老的支持并不奢望，因为我知道老先生讲的多是西方的东西，称得上西方化，而我的东西号称“颠覆”，而且是“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”，老先生能支持吗？但出乎意料的是，茅老在给我的电邮中明确表示：你的悟性很高，思考很有意思，请容许我慢慢读下去。

 

值得一提的是，茅老对“注目礼”思想的支持是有准备的，老先生当时向我推荐他读过并家藏的一本书，题目叫《论嫉妒》。当我后来欣然从茅老家借得此书时，才发现与我读过并藏有的《嫉妒与社会》是同一本书，不过出版社重版重印时改了个名字。

 

就这样，与茅老的交流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深。2004年12月24日，我以“三无”——无学历、无资历、无背景——身份荣登天则双周论坛，应该说与茅老的理解和支持紧密而不可分。在论坛现场，茅老更是顶住一众怀疑，甚至攻击，表示我与君山的交流可能比大家多，鲜明肯定“注目礼”的思想。

 

那一段时间，我正推动《颠覆——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》的出版，有出版机构曾问及茅于轼先生对这个书怎么个郑重推荐，我把意见作了反馈，茅老立即在电邮中作出回复，这就是最初比较系统的四点意见，时间是2005年3月15日：

 

“我对你的书的印象，可以简单归纳如下：

１）作者博览群书，有很广的知识面，熟悉所讨论问题的世界发展水平和主要流派，并且能加以消化，成为自己的营养。

２）作者讨论的问题并非钻牛角尖，而是日常司空见惯的现象，但是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出发点，从而能够得出出乎意料的结论。

３）该书的读者应该是喜欢思考的学者和普通百姓，深浅皆宜，不同水平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理解，他们都能够得益，只要愿意思考。

４）像这样的作品是很难得的，我愿意无保留地推荐出版。”

 

茅老对“注目礼”思想的高度评价，很多人当时是怀疑的，甚至是不屑的。但茅老是真诚的，而且评价越来越高。在读过我关于“注目礼”的正式论文《还“我”本来面目：从“经济人”到“注目礼人”》（后被收入2006年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）后，2005年8月30日，茅老又明确表示：

 

“我再一次读了你的文章。你能够统观全局，审视过去大家们的成就，用批判的眼光回顾学术的发展，并且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。文章具有非常的重要性。”

 

2006年下半年，茅老再一次肯定“注目礼”思想是个“基本理论”，嘱我多关注现实，写一些评论文章。2007年3月2日，缘于我在天则双周论坛上被打断的发言，也针对对“注目礼”思想的浅薄怀疑，茅老再一次提出：“注目礼的学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，这一点应该肯定。”

 

2008年12月31日，也就是前不久，茅老在电邮中又谈到：“经济学是追求财富极大化。但是你发现人们追求的不是财富极大化，而是相互比较。这整个颠覆了经济学。”蓦然回首，在我与茅老就“注目礼”思想的交流与探讨中，尽管有时候也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，但茅老的评价的确一年更比一年高。

 

或许正因为茅于轼先生对“注目礼”思想体系非同一般的评价，不少的朋友在不同的场合向我问起过茅老其人。一般我都是回答：尽管茅老话语西方化，但老先生实际上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人，尤其在人格修养上，地道的中国化！这多少有点令人意外，事实上，有朋友闪出惊讶的神情。我有时候会简单地再补充一句：茅老身上所体现的“对立统一”或许正昭示着中西两种文化的相融相通。

 

典型的中国人什么样呢？由于文化传承的某种中断，现当代中国人可能都已经陌生。我很赞同清末民初“一代怪杰”辜鸿铭先生两个字的高度概括：“温良！”在大作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中，辜先生解释说：

 

“我所谓的温良，绝不意味着懦弱或是软弱的服从。正如前不久麦嘉温博士所言：中国人的温良，不是精神颓废的、被阉割的驯良。这种温良意味着没有冷酷、过激、粗野和暴力，即没有任何使诸位感到不快的东西。在真正的中国式的人之中，你能发现一种温和平静、庄重老成的神态，正如你在一块冶炼适度的金属制品中所能看到的那样。”

 

多次去过茅老家中，也多次与茅老出席会议，就我与茅老的接触，的确每每睹其与人为善、温和平静、庄重老成。至少就我的阅历，人其实是难免沾沾自喜甚至轻佻的，学者也不例外，但茅老身上难见轻佻。夫子云：“君子比德于玉”。我要说，茅老在德性修养上，堪比于玉。

 

为什么能做到温良如玉呢？就我的观察和了解，可能有先天禀赋的因素，但应该更因为后天的修养，比较而言，茅老明显具有五颗心：童心、虚心、爱心、真心和仁心。

 

与茅老接触，应该不难发现老人家眼中不时会泛出好奇的目光。这是很不容易的，人在小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风霜雪雨，人往往都变得麻木。茅老之所以能人到中年时从工科“空降”经济学，之所以能在微观经济学上取得卓越成就，之所以能随时接收新思想，应该与保有一颗童心是密不可分的。个人觉得，能不能永保童心，是反映一个人道行高低的主要指标。

 

茅老的虚心，这一点应该广为人知。不仅是能够倾听别人的谈话，而且是能够倾听初入江湖的小年青的谈话，甚至在大小会议场合，包括天则自己的大小会议，都会看到老先生不时地记笔记。要不是虚己学习的本心，这应该是较难做到的。

 

茅老的爱心，这一点广为人知。茅老帮助过不少人，亲力发起和操办的扶贫贷款与家政培训，更是改变过一大批人的命运。但个人觉得，有一个细节或许更值一提，拜访茅老的人特别多，老人家都热情接待，不在意来访者的“来历”和“动机”。有记者好奇地问为什么，茅老说了句有意思的话：“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！”这似乎有点经济有点俗，但从现实看，坦荡更接近于真爱。

 

茅老的真心，这一点众所周知。在许多公共话题上，茅老不媚时势，不顾滔滔，直抒胸臆，常有惊人之论。正因为如此，茅老不为一部分人接受，甚至为一部分人所攻讧。个人觉得，可以不同意茅老的某些看法，但应该承认，这是老先生的真诚看法。据称也因为对“注目礼”思想高度评价，有人曾向茅老反映过问题，不亦哀哉！

 

说茅老仁心一颗，可能最让一部分生气，因为茅老常常宣讲的就是人性自利，何仁心之有！仁是什么呢？《说文》云：“仁，亲也，从人，从二。”这一点正是茅老一生为人与治学的最大心得，《经济学的智慧》自序写道：我就是我，别人就是别人，但从社会看，我也是别人的别人，别人也是别人自己的我，所以要善于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——这就是仁，岂有他哉？

 

一个人如果连人性自利也不承认，何有仁？怎么仁？道是平常心，仁也不是什么高标准，而就是平常，一个人在考虑自己的时候能够考虑到别人，日久天长，自然就成仁者；如果所有人在考虑自己的时候都能够考虑到别人，日久月深，自然就成仁世界。

 

这就是我眼中的茅于轼先生：一个地道中国人，一个五心长老，一个平常的人，一个本来的人！听郭梓林先生讲，茅老最近作了一次全面体检，一切正常。我一点也不觉意外，还是夫子说得好：仁者寿！